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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New Economist
林毅夫：在2035年之前，中国仍具备每年8%的增长潜力
11月23日，在第十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了主旨演讲。
对于“十五五”时期的国际经济形势，林毅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：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非常疲软的态势。他表示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，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长期未能完全复苏的深刻观察。
数据显示，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，美国在1960年至2008年间年均GDP增速为3.3%，而2008年至2024年间骤降至2.1%，降幅超过三分之一；欧元区同期从3.1%大幅下滑至1.13%；综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整体也从3.4%下降至1.6%，堪称腰斩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对2025-2026年的预测同样不容乐观，美国增速预计在2.0%-2.1%区间，欧元区则仅为1．1%-1．2%。这一系列数字清晰地指向一个严峻的现实：发达国家群体很可能正面临“迷失的二十年”，这构成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济发展的整体背景。
林毅夫谈道，在普遍疲软的格局下，各国的复苏程度亦不尽相同。相比欧元区及其他发达国家，美国的表现相对较好。究其根本，在于美国凭借其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独特霸权地位，实施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，以此缓解国内危机。
然而，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帮助美国实现相对复苏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后果。首当其冲的是，海量美元涌向国际市场进行套利，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短期资本流动。这些“热钱”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，一旦美国利率稍有风吹草动便迅速回流，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。
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，本应在低利率环境下滋养实体经济的巨额资金，却大量流入了投机性极强的股票市场。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：2008年道琼斯指数在被认为存在泡沫的12000点水平，而在当前美国实体经济远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，该指数竟已飙升至46000点。若12000点已是泡沫，那么46000点所蕴含的泡沫风险无疑更为巨大且危险。这些资金的集中投向，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如出一辙，如今则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域。
基于此，林毅夫预警，极有可能重演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剧情，即人工智能泡沫的破裂。并且，这种破裂很可能如同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样，引发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，进而通过紧密的全球联系，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。这是对“十五五”时期国际经济风险的核心判断之一。
其次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世界正处于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加速演进的时期。这一变局最根本的体现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重塑，其核心驱动力在于美国作为20世纪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国家的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。
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在2014年超越美国。经济是基础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壮大，其全球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。面对这一趋势，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战略焦虑，试图利用其在金融、科技和话语权方面的现有优势，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发展。从奥巴马时期的“重返亚太”战略，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、科技战，再到拜登组建意识形态同盟、推动对华脱钩与逆全球化，这种打压态势层层加码。特朗普再度执政之后，不仅延续既有政策，甚至可能变本加厉。
林毅夫表示，究其根本矛盾，在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2024年中国的GDP已达到美国的130%。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，美国势必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进行压制。这一矛盾何时方能缓解？可能需要等待两个关键条件的达成：一是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%，二是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。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约为美国的四倍，当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，经济总量自然就是美国的两倍。届时，中国在各领域可动员的物质力量将具有明显优势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人均GDP达到此水平时，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（如上海、北京、天津及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省市，总人口超4亿）的人均GDP有望与美国持平。人均GDP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，到那时，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将基本消弭，难以找到有效的“卡脖子”手段。
此外，贸易本质是互利共赢的。当中国经济规模两倍于美国时，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更为巨大。尤其关键的是，美国高科技企业维持技术领先地位依赖于持续巨额的研发投入，而这又取决于其利润水平和产品市场规模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，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。能否进入并扎根中国市场，直接关系到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研发能力，进而决定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的存续。
同时，美国普通消费者也高度依赖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。届时，基于自身经济利益——既然无法改变中国经济体量领先的事实，且美国自身也需依靠对华合作来维持经济增长、就业和社会稳定——中美关系有可能迎来转机，重归于好。当然，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这一目标，仍需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。
因此，在“大变局加速演进”的背景下，外部挑战与打压可能会以“风高浪急”“惊涛骇浪”的形式出现，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那么，在此关键历史关口，应如何制定“十五五”时期的发展目标与应对策略？
核心在于，应对美国挑战的根本之道在于自身发展。中国必须实现比美国更快的发展速度，才能从当前人均GDP（按购买力平价计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，按市场汇率计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）逐步提升至美国的一半水平。同样，要实现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、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，也都需要持续快速地发展作为支撑。
关于未来发展潜力，林毅夫多次强调：在2035年之前，中国仍具备每年8%的增长潜力。这一判断基于坚实的“后来者优势”理论。以2019年中国人均GDP（购买力平价）达到美国的22.6%为基准，这标志着在生产技术上与前沿国家存在显著差距，但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追赶潜力。
历史经验提供了有力佐证：德国在1946年、日本在1956年、韩国在1985年，当其人均GDP处于美国22%-23%的水平时，在随后的16年间均实现了年均8%以上的人均GDP增速。这表明，在相似的“后来者优势”条件下，中国完全有潜力实现同等的增长。考虑到中国人口增长近乎停滞，人均GDP增速基本等同于GDP总量增速。
不仅如此，与德、日、韩当时情境相比，中国还拥有一个额外的巨大优势：正逢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，这提供了“换道超车”的历史性机遇。在这些新兴领域，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同时，中国具备几大独特优势：一是“人多”的优势，即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远超七国集团总和；二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；三是全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体系，任何创新都能以更低成本、更快速度转化为产品；四是制度优势，能够有效结合“有效市场”与“有为政府”，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并克服市场失灵。
综上，如果仅凭“后来者优势”就足以在2019至2035年间提供8%的增长潜力，那么叠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“换道超车”优势，中国在2035年前维持8%的增长潜力是可行的。
然而，必须明确指出，这是增长潜力而非必然实现的增速。
为何存在高增长潜力，实际增长却远低于潜力水平？一方面，这是在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下，为应对美国遏制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等手段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但另一方面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恢复经济增长的信心，同时需要正本清源。
例如，一种流行观点将问题归咎于“国进民退”，认为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受到挤压，而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规模扩张。然而，事实恰恰相反。2008年后全球经济持续疲软，贸易增长率（曾是中国民营出口企业增长引擎）大幅下滑，从1978-2008年年均18%的出口增速降至个位数，导致民营企业基于过去高增长预期的投资形成巨大产能过剩，严重打击了投资信心。
在此背景下，政府为了“稳增长、稳就业”，不得不实施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（如高速公路从2008年6万公里增至现今超18万公里，高铁从1035公里增至超4.5万公里），这些项目自然多由国有企业承担。因此，国有投资的扩大是为了应对经济下行、稳定全局的被动之举，并且这些投资本身拉动了民营企业生产的投入品需求，创造了就业和消费，最终惠及民营企业。简单归咎于“国进民退”并未触及问题本质。
再如，另一种观点将增长放缓归咎于人口老龄化。诚然，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，但研究表明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“有效劳动”数量（劳动者数量×平均教育水平）。中国即将退休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约7年，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，劳动力整体素质在快速提升，有效劳动总量仍在增加。全球53个步入老龄化的国家数据显示，其进入老龄化前后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基本未受影响，甚至一些“未富先老”国家增速反而加快，因为社会预见劳动力数量减少会主动增加教育投资。因此，人口老龄化并非当前增长放缓的主因。
林毅夫指出，当务之急是学界和媒体必须将这些情况阐释清楚，以正视听，重塑信心。在政策层面，则建议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。
在货币政策方面，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。当前制约货币政策运用的主流观点是“货币中性论”，即认为超发货币最终只会导致通胀，无法影响长期增长。但该理论基于经济无增长、生产力不变的静态假设。现实中，若增发的货币被用于支持能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，则货币增长可与GDP增长同步，而不必然引发高通胀。中国已开始探索结构性货币政策，针对有增长潜力的部门提供定向支持，这正是理论突破指导下的实践。
在财政政策方面，需要更加积极，并需在理论上突破两大束缚。第一是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%”的教条。这一标准源于欧元区特殊的货币联盟与财政独立背景，并无坚实理论支撑。只要政府赤字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，债务偿付能力就不会受严重威胁。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5%以上，且财政赤字多用于形成资产的投资（如基础设施），这与国外常用于消费性支出有本质区别，为何不能突破3%？
与此同时，需要突破的是“李嘉图等价定理”（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）。该定理认为，政府扩大赤字投资，理性居民会预期未来增税而增加储蓄，从而抵消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。然而，此定理同样假设生产力不变、经济不增长。
如果我们将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用于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环节（如基础设施短板），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：在投资期，它能创造就业和收入；项目完成后，因瓶颈消除，经济增长加速，政府财政收入自然增长，未来完全可用增收的财政收入偿债，而无需提高税率。这样，“未来增税”的预期就不复存在，居民消费也不会被抑制。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实践就是证明：1998年后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，政府负债率一度上升，但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，得益于经济增长加速和财政增收，负债率已回落，其间宏观税负并未提高反而有所下降。
林毅夫表示，中国在“十五五”时期及更长远的未来，依然拥有显著的增长潜力和独特的发展机遇。实现5%乃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关键在于，必须克服对经济下滑主要原因的误判，破除对现有政策工具使用空间的教条式限制。而要达成此目标，亟需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，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，以科学的理论指引实践，凝聚共识，坚定信心，方能于世界经济的疲软常态与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中，稳舵前行，迈向复兴的宏伟目标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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